精神文明是由科学文化要素、思想要素、审美要素构成的。但对三要素各自地位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并不相同。这一点在欧洲较为明显。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作为审美要素的宗教道德与思想要素共同占据统治地位，而哲学则是神学的婢女。第一位深刻地揭示科学技术作用的是英国的哲学家培根。他认定野蛮与文明的分野根源于科学技术知识，并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培根的这一思想冲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重宗教道德、轻科学的传统，引发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奠定了英国科学革命的思想基础，使思想要素、审美要素明显分离，同时使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促进了像牛顿这样一批伟大科学家的诞生，直到引发了英国的科学革命。马克思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由此使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的构成中成为不可小看的要素。第二位对科学技术作出深刻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与培根的不同之处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联系起来，并且放在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决不是一般的力量，而是一种具有生产力功能的非同寻常的社会力量。他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使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中具有了基础性的地位。由此在培根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则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作出的深刻的概括。第一生产力是比传统生产力大得多的生产力，它不仅已经从传统生产力中独立出来，能够引起传统生产力的变化，而且会引起生产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的深刻变化。“第一生产力”表明：在构成当代精神文明的三个要素中，科学文化已不处于思想要素的从属地位，而是处于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抓精神文明必须把科学技术抓上去。这就把马克思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在近代科技革命产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多是沿用增加劳动者的数量，扩大同类劳动对象，添置更多的劳动设备来实现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表明：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决不拘泥于传统的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者，而是通过开辟出新的劳动对象、采用新的劳动手段，甚至创造出新型的劳动者，使物质文明呈飞跃式发展。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凭借纺织机、蒸汽机、有线通讯、无机化工材料和高炉炼钢技术的使用，创造了欧洲一流的物质文明。从1850年到二战前夕，德国凭借对石油作为能源对象的崭新科学技术，以及汽车、飞机、炼钢转炉等新工具，使德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大大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引发的物质生产，使1860年以前还处于落后状态的美国，只用30年时间便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以科学技术的知识含量为标志的生产日益显示出创造物质财富的卓越功能。例如，现在电子计算机的存储器所用的原料，可以比相同重量的铁锅便宜，但经现代科技加工增值后，其售价则不低于相同重量的最昂贵的白金。“点石成金”、“变废为宝”在现代科技面前已变成现实。能否依靠科技从事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文明水平的象征。
“第一生产力”论使人们长期凝固的思维方式得以创新。思维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是制约精神文明的一个根本问题。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历来对思维方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近代科学史表明，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然科学理论观念作为新的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17世纪建立的牛顿力学体系以机械论否定了中世纪的神学宇宙观。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和发展否定了机械论，促使了辩证发展观的形成。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新论断。正如邓小平所言：“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一个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一经提出，便引发了一系列的创新思维。新的思维、新的概念、新的标准，反映了崭新的时代。由此，使人们在精神文明中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思维方式不仅对物质文明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更是具有基础性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理论看来，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决定国家的国防力量，而且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在当今世界各国以经济力为最基本因素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谁能抢占科技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能取胜。科学技术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现代思维方式不可缺少的重要构成要素。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正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成果。
“第一生产力”理论揭示出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超常的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它同时揭示出人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遇到了与传统观念、传统道德的碰撞，提出了许多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问题。如：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传统观点，生产力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据此可推论出：征服自然能力的大小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依据。依据这种观点，自然只是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这种观点，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力发展缓慢，自然界并未因为部分被征服而失去平衡的状态下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生产力迅猛增长，以至自然界因被“征服”而宏观上失衡时，自然界是否继续是、永远是、仅仅是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呢？现实是森林资源、野生动物遭到大规模破坏，一些工业城市酿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事件，同时不可再生资源日趋减少，严重的生态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显然，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条件下，人类应该变征服自然为善待自然、保护自然。
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在道德与科技的关系上，历来有三种观点：一种是相悖论。道家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种观点完全否认科技的社会进步作用，把它当作道德败坏的根源，显然是不对的。第二种是无关论。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声称，科学是关于真伪的判断，与人的感情无关；道德是关于善恶的判断，没有真理和谬误的区别。在他们看来，科学的信条是：能做的就去做，不必受什么“良心”、“人道”之类的道德束缚。这种观点是用科学的本质否定科学的功能，否定人的感情背后有科学，又用道德的标准否定道德的变化规律，否定道德背后的真理性，显然也是错误的。第三种观点是科学技术既能促进社会进步，也能败坏道德。这种观点已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还不够，而是应该进一步探究，如何控制由于高科技的出现而带来的破坏作用。大量事实证明：高科技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创造人类的幸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和手段，另一方面也使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能力。所以，我认为一是要借助社会的行政、法律手段防止利用高科技犯罪；二是用高科技反对高科技犯罪；三是强化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意识，使之成为精神文明的楷模。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精神文明的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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